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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亮:我的疯娘痴父 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2016-10-25 13:40:18|  分类: 人物特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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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亮:我的疯娘痴父  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 知青 -
 
岁月如歌——小凤
上海知青和精神病妻子的故事
戴亮:我的疯娘痴父  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 知青 -
 
我的疯娘痴父: 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戴亮 口述 秋至 整理

2011年8月上旬,在上海闸北区一家茶馆里,上海汽车集团销售主管戴亮向记者讲述了他父母的爱情故事:“我有一个疯娘,但是我很荣耀。30年前,母亲因父亲而疯,父亲为母亲而留。别的知青回了上海,只有他选择留在东北,娶母亲为妻,照顾她的一切……父母以他们一生的传奇告诉我:爱的真谛,就是担当。” 

声声泣血, 
母亲叫着父亲的名字疯了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那里,离俄罗斯一河之隔。 

戴亮:我的疯娘痴父  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 知青 -

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18岁的他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逊克县“下乡”。不仅自己去了,他还自任“团长”,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八十来人的“赴北”兵团。 


那个叫“边疆公社下套子屯”的地方土地贫瘠,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条件极端恶劣。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特别辛苦。可是同样的活,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轻松”,他要锄的地,总有人帮着锄;要轧的农作物,也有人帮着他轧完。 


谁在暗暗帮忙,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凤。而这位程玉凤,也就是十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这份爱先天就有距离。但是劳作的辛苦、离家的孤单,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让我父亲没有拒绝。 


父亲与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村子里闹腾开了。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300元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300元钱退给人家。这话让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父亲,要父亲速寄300元钱为她赎身。 


如果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可是父亲没有。也许是他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300元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父亲接到了电报却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这可害苦了母亲。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从早晨站到晚上,等父亲的身影出现,哪怕是邮递员的身影也行啊。但是,十天过去,半月过去一直到对方迎亲的日子到了,她什么都没等到。 


母亲心如死灰。出嫁前夜,她逃出了家门。外公外婆急坏了,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大雪漫天纷飞,母亲又饥又冷,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再无气力,昏倒在地。 


天亮了,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她已冻得半死。 


即便这样,婚事也没延期。为防她再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建国,你还不来,我就不是你的人了!”,“戴建国,快回来救我呀!你不救谁救呀……”路有多长,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 


母亲就这样疯了。 

留下来娶她, 
是男人就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父亲回家了。“你可回来了!”有乡亲拦住他,“你知道不?小疯了!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 


父亲头顶仿佛响起一声惊雷。问清事情原委,他傻了:“怎么会这样?小,我害了你,害了你啊……” 


可是,母亲已经疯了,事情无法逆转。父亲打听到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想尽千方百计好不容易进了她的病房,但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 


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而此时,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 


母亲回到娘家,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因为父亲去村小学上课,会经过母亲的娘家,常会看到她。起初,她蓄着长辫,疯劲一来,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后来,她被剃了光头。春天里,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见到人,她要不就是傻笑,要不就是狂吐唾沫,村里的人都厌恶极了。 


唯独父亲不会。这是他曾经爱过的姑娘,而且,她是因他而疯的。谁都可以厌恶她,唯独他不可以。 


1978年,动乱结束两年后,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爷爷奶奶也一月几封信催父亲回城。父亲犹豫过,可是想到母亲已不认识他了,留下来也毫无意义,最终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他从她身边走过。父亲的脚步,哪里还迈得动? 


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父亲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母亲就会安静许多。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这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了决心:娶她为妻。 


无论对于谁,这都是一场地震。听说父亲要上门来提亲,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号啕大哭。而上海这边,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 


父亲不管。“我说过,永远不离开她;她也说过,生死都是我的人……让我们一起过吧,说不定,真有奇迹发生。” 


1979年10月1日,父亲27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了与母亲的结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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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父亲拿结婚证给母亲看:“小,我们结婚了。”母亲用手指着证书上“程玉凤”三个字,抬起头,望着父亲,似乎在问:这是我吗?父亲点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是你的名字,我媳妇的名字。母亲便笑。她将结婚证揣在胸前,抱着它睡觉,父亲怎么要也要不回来。三天后,外公外婆请亲友喝酒,母亲一点儿也不闹。大家感叹不已:“爱,还真是一帖良药啊……” 

疯妻不可弃, 
打也好骂也好都得忍着

可惜,所谓好转,只是假象。婚后没几天,母亲疯态复萌。 


父亲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就成了母亲手下碎片。睡梦中,父亲常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火辣辣的,一摸,竟是被她抓的满脸血道道。 


满脸伤痕,第二天如何面对学生?父亲发愁,却不忍责怪母亲,因为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他的时候,嘴里声声叫着“建国”“建国”……没办法,父亲只能轻柔地安慰母亲,尽量让她情绪平息下来,母亲实在不住手,他就将她的手牵到他脸部以外的、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背呀、腿呀,任她去抓、去挠、去撕扯。 


1980年,母亲生下了我。 


母爱太伟大。不管母亲怎样疯癫,她从不伤害我半点,从没误过一次给我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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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父亲因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县广播电台调去当记者。因为获奖无数,短短数年,他就成了中级记者,后来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 


有人开始劝父亲,考虑到你的脸面,就让小随她父母生活。父亲摇头:“有个疯妻就丢脸面了?她是为我而疯的,我哪有嫌她的道理?”母亲进城,真给我父亲带来不少麻烦。许多时间,母亲仍在她的混沌世界里挣扎,特别是在生理周期那几天,情况更糟糕。父亲第三次获全国新闻奖那天,单位同事共贺,他多喝了几杯,几个女同事怕他醉酒,便送他回家。远远地,大家看到母亲倚在门边,正望着父亲回家的路。待走近,才发现她目光空洞、浑浊,却又闪着凶光。 


不好,小又发病了!父亲酒醒了大半,忙过去搂她进屋,可母亲不从。她撕打着父亲,口里“哇哇”叫着,又突然抄起石块,追打起父亲的女同事来。父亲又急又羞,只得死死抱住母亲,任她在自己身上发泄。 


当晚,母亲闹腾累了,安歇下来。父亲起身给她脱衣擦洗,才发现她来例假了。原来是这样!我父亲突然高兴起来,小只是生理周期来了,不是病情加重了,这就好,这就好啊…… 


1997年,上海的家出现变故。姑姑下岗,伯父被查出尿毒症,年过八十的奶奶也要人照顾。父亲决定回上海。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但不同意他带母亲走。他们说:“建国,你是好人,小的情况也好了许多,就让她留在这边吧!拖了你近30年了,已是仁至义尽。离开她,你后半生可以去过轻松的日子,我们一点也不怪你。”父亲摇头:“不行,小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了。何况,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相信,在上海,她能更快好起来。”1997年8月,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回到上海。其时,我已17岁,并考入上海一所大学。牵母亲走下火车那一瞬,我看到母亲的眼睛一亮。繁华的大都市,显然在激活母亲的意识。

疯梦一朝醒,
白发我家翁媪

到上海后,母亲的情况真的好了许多。 


她发病的次数少了,不再闹得天翻地覆。只是,也许潜意识里觉得这不是她过去的家,我们稍不注意,她就会溜出门去,在街头盲目地找着什么。 


这可苦了父亲。每次母亲不见了,他就只能蹬着自行车大街小巷地找。有一次,不知母亲是坐地铁、公交还是走路,竟从我们家所在的闸北到了徐汇。等我们父子找到母亲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父亲奔跑过去,一把将我母亲搂到怀中:“小,小,你还在,你还没丢……”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父亲笑着笑着就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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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父亲再不敢大意,请了保姆专门看护母亲。回上海之后,父亲进入闸北有线电视台,先当记者,后做编导,再后来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我大学毕业后,2001年进入上汽工作。2007年,我与小玉结了婚;次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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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对于我们这个家,可以说,过去一页已经翻过,美好明天正在招手。但是,遗憾仍然有,母亲尚未完全走出混沌世界,仍在清醒与迷糊之间挣扎。哪一天母亲才会真正痊愈?我和父亲都在期待着。 


因为父亲30来年泣血守望,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2010年10月22日下午,父亲说一家人好久没去黄浦江边走走了,于是牵了母亲前往外滩。 


到外滩时,正是黄昏,太阳的余晖涂抹在钟楼、涂抹在黄浦江上,遍江满城,温暖着人们的心情。我们挑了一个面对江景的餐馆吃饭。父亲兴起,提出喝点儿酒。 


服务生便给我们父子摆了两个酒盏。不想,母亲望望两个酒盏,再次将目光紧盯着父亲。 


父亲一阵惊喜:“小凤,你也想喝点” 


天啊!母亲竟点了点头。 


叫服务员迅速加盏,迅速倒酒,一家人将酒杯碰到了一起,包括母亲。 


看父母一头银发,想着他们30年的爱与沧桑,恍惚间,我记起“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句子,热泪盈眶。 


“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受苦了!”我站起来,举起杯,端向父亲母亲。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听到:“儿子……谢谢你!” 


谁的声音?妈妈的声音!妈妈清醒?就这样醒了? 


巨大的幸福有如浦江之水突起风浪,我与父亲几乎同时抱紧母亲,任泪水尽情流淌在上海的这个金灿灿的黄昏……夜色降临,黄浦江华灯彩影,如梦如幻。在江边,我们走了许久许久。母亲牵着父亲的手,边走边看,她的眼里,如今全是对这滩、这江、这美丽城市无尽的迷恋,一扫而光的,是占据了大脑30年的浑浊、迷乱以及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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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在阔别东北14年后,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家小,一大家人回到父亲的第二故乡。大东北的天空高远空灵,黑河依然唱着千年不哑的歌谣。站在他和母亲初次相拥的小河边,父亲跟我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碗苦水和一碗甜水,我只是把苦水先喝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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