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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杂志记录、反映着各地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日志

 
 

孙开铭:忆连江县偏僻知青点的知青生活  

2016-07-16 13:16:12|  分类: 朝花惜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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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开铭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为了给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刹车,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76年我作为文革中16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之一,来到了连江县小沧公社东风大队金洋顶生产队插队落户。“知青”是文革时期的的特定名称,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地赶到农村的。户口在农村的叫回乡知青,户口在城市的叫上山知青。其中,分散到农村生产队的叫插队知青(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生活自理),而集中在千百人的知青点叫兵团或农场(有后勤保障、组织管理和工资待遇。特别兵团是准军事化生活,有服装,有出操,但兵团战士政审要求高,家庭出生要好)。四十年过去了,回想知青年代,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印象深刻。现将我自身经历回顾这段历史,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令人回味。

 一、打工碰壁,逼上梁山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对学校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只5年制,初、高中分别2年,1974年从连江一中高二(1)班毕业。我连江城关,家6个兄妹,我排行最小大哥是种子公司的临时工,二哥大学毕业在闽北邵武插队,两个姐姐已出嫁,三哥在连江潘渡公社高岳大队插队,原政策我是最小可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因此,没主动报名上山下乡,也没人催我去,而是待业参加街道的义务劳动和社会活动

 在文革时期,到处批判封资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人不能做生意,也无处创业,没有国有单位工作,就只能赋闲在家。毕业后,我跟人学过木工水电、到道澳盐场抬过石板、在晓澳公路养路站当过临时工、在种子公司晒过谷,而更多的时间是在县文化馆帮忙抄抄写写,拜师学艺,最后是在我父亲的县印刷厂做排版临时工。终于,有一天有人通知我父亲,必须去上山下乡。否则,我父亲的工资就要停发。我父亲单位归口工交(工业和交通)系统,划片小沧公社。因此,1976年3月13日我被逼上小沧沟,领到每人50元的知青安家费和每年56元的生活费,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西南街道办事处认定我思想进步,服从国家号召,临走前突击给我办理了入团(共青团)手续。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文革”动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初高中学生毕业无学上,无工作,长期待业也不是个事。对知识青年来说,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它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环境和活动空间,也减少了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但也改写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二、贫穷落后,不想久留

 小沧公社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居地,110名知青共分布小沧、七里、樟后、东风4个大队。我所在的东风大队有两个知青点,一个是大队所在地湖里濑,伴有少数汉人居住,共8名知青(其中女知青3名)一个就是我去的金洋顶生产队,是个自然村,6名知青都是20岁左右的楞小伙最早去金洋顶的是吴国栋,1975年2月上山,最年轻,身强力壮,肯吃苦;其次是吴本超,喜欢音乐,爱吹口琴;接着是杨宝明,赶时髦,爱穿喇叭裤、花衣服,留长发;而孙大升,口才好,爱讲俏皮话;我是喜欢美术画画,做事认真,不善言辞;最后上山的是1976年8月,我高中同学陈义金,忠厚老实,待人大方。陈义金是自愿上山的,原来他也属照顾对象,因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偷偷带上户口本,瞒着家人到县知青办报名。工作人员问他想去哪,他说随便,于是就被安排到金洋顶。而吴本超是应届毕业生,他想早些融入社会,就选择了一个最艰苦的地方来插队(事前先来考察一趟),想着今后能比别人更容易被招工就业。

 金洋顶是位于海拔460m山顶上的一个自然村(最高点510m,距大队部(海拔200m)6公里,距公社(海拔110m11公里当时没有公路,只有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全村都是畲族,共12户73人,有山地约3500亩,其中农田106亩(后来建湖山水库时被淹没50多亩),加上6名知青,人均约1.3亩田。村前有一大片农田是其他生产队的,而我们的农田则分布在离村最近8公里外的山下叫东洋,海拔平均280m,走路最快也要1.5小时才能到农田。因都是山坡田,最窄的田横向只能插两排秧苗。村民收入主要就是靠天吃饭的农田和少量的毛竹,房前屋后种一些果蔬、养少量的鸡鸭和猪。不少村民的灶台上都挂着一块肥肉,煮菜时在铁锅上抹一下,就算加油了。

  自然村3栋住房,都是土木建筑,由围成半圈的主建筑10户人家,队长雷善金村民雷长伙单独各1栋。我们知青点是1栋纯木结构的两层建筑仓库。一一半仓库,中间是发电机房,再旁边改做我们厨房厨房边有楼梯上二楼,第一间是我们吃饭和放农具的地方。左侧有一间2×3m的小单间,就是我的宿舍,中间大间的3人旁边小一点的住2人。楼梯走廊弯到背后,出去就是全村唯一的公共茅房。因此,村民上厕所,一般都要经过我们知青楼。

  柴油机是一次生产队评上先进,公社奖励的。发电机房白天除了碾米才发电,一般晚上天黑开始发电1-2小时,约8点熄灯。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只隔着一层楼板就对着我的床铺。白天干活累了,还可以入睡,要不就要熬到停电。但深山老林夜间又安静的出奇,只偶尔传来几声犬叫或一些小动物的声响。停电时,我们就点煤油灯,出门照手电,村民出门则点火把。

  全村青壮年劳力就10多个,加上知青最多20出头。农村姑娘都早结婚,成熟少女就1个,当时17岁的村花雷长妹,常是我们调侃和嘻闹的对象。村民中男人打扮与汉人无差异,而妇女则有固定的民族服装。无论冰天雪地,畲族妇女都是穿粗布黑色上衣(带花边图案)和黑色短裤,冬天打绑腿,头上盘着发饰,配银簪。少女头上用红毛线缠发在头顶盘一圈,已婚妇女用红毛线缠发盘一族“凤凰头”,失偶妇女则改蓝色毛线。当时,全村打扮最时髦的妇女是在公社当团委书记的雷财栓妻子,她穿的是黑色灯芯绒布料的短裤。

  每天出工有计分员雷天伙负责统计,我第一次干农活时,他半开玩笑地给我说:“以前畲族受你们汉人欺负,现在好了,你们落到我们的锅”,这是我插队期间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也算是给我这个新知青一个下马威吧。平时干活壮劳力每天工分是8分,我们知青是3-4分,特殊“双抢”季节,他们最高也只12分,而每分工值是0.08-0.09元。也就是说,我们知青干活每天只赚两三毛钱虽然有些不公平,但我们是再教育对象,不能与当地农民相比。

  小沧在连江是个最偏远的山区,距县城约55公里(按现行公路里程,下同),不通汽车。县城去小沧主要选择公路坐车到丹阳镇走六七小时的山路;天气好的话可坐到寥沿乡,只要四五小时的路;想少走路,就坐车到福州,再转车从北峰到日溪,再轮渡到刘厝里,再走路到小沧,总行程约110公里(目前最近的线路小沧经贵安到连江45公里)货运有时选水路(特别山上运林副产品下来)小沧先乘船到潘渡,再坐车到达连江县城。而从金洋顶到县城我们一般都选途径福州线路,都要经过小沧。无论怎么走,至少要花一天时间。赶不上班车或雨天开不了车,就要等上一两天。村民们很少出远门,不少人没到过县城。有一个村民一次在公路上看到汽车很是惊奇,忙问旁人这是什么动物会爬。

  在通讯方面,只有大队和公社有电话,所有信件、电报最多到大队,我们常常直接到公社取。要打电话就要到公社邮电所排队。金洋顶上无广播,即使有收音机也难收到信号,一切信息都是靠人工传

  传统上畲汉不通婚,知青想在当地农村扎根也是不可能的,何况自已都养不活自已。落后的环境、闭塞的交通、贫穷的面貌、不同的民族,让人退避三舍、不想久留

  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

  农村的生活是单调而艰苦,农业季节性强。农闲时,我们就要上山砍柴,反正山区有的是树,把大树砍倒,锯成数段,放山上晾它一段,稍干后扛回,再锯短劈开,堆砌晾干。特别雨季前要准备好,否则,就别想煮饭生活了。农村土灶比较大,煮一餐饭就要烧掉几十斤柴火。农忙时,每天是披着蓑衣斗笠(山区随时可能下雨),带上相应农具,挎一壶(行军壶)开水,踏着晨雾下田,披着星星回家。6名知青一般留一个在家蒸饭,10点多交给送饭人,多数直接参加送饭,统一挑到田里吃午饭。“双抢”特殊中午生产队统一办伙食,以便集中劳力干活。不论男女,需要大小便都是就地解决,稍微走边一点,用斗笠遮挡一下。拉大便都是用竹片、树枝或草杆刮一下,极少用草纸,有时用旧报纸。傍晚大家都要挑一担湿谷子从田底下爬坡200左右高程才能到家。我每次一般挑90斤左右,依靠扁担撬棍,双肩承重,一路歇息,回家时已是精疲力尽。村民们回家有现成的饭吃,我们还要自已蒸饭,配家里带来的咸菜萝卜干遇到气压低的天气,低烟道的大锅灶会回烟,呛得眼睛都睁不开,泪水花花淌,分不出是汗还是泪,本来就黑暗的厨房更是乌烟瘴气。有时没有引火的杂草木片,把火点着都要花一二十分钟,煮一餐饭不是很容易。

  知青用水都是从山上用毛竹引下来的,即竹子破成两半,打通中间的竹节,凹形排列,一根接一根从山上有水的地方接到厨房的水池。但当遇到暴雨时,山坡上的地表水会侵入管内,所接的水就会变浑浊,甚至全部是黄泥巴水。这时,就要及时把中间的竹子断开,才能保证水质干净。如果没人在家,就无法及时断开,就只能喝脏水或等待水池内的水沉淀后再用。平时洗澡没有浴室,夏天容易对付,打一桶冷水在户外冲一冲。而冬天就只能在厨房内,用温水擦一擦或快速冲一冲,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农村只能种田,生产粮食。金洋顶村也一样,产出的粮食,首先要先交公粮,即按任务8月份交征购粮,年底再去公社粮站挑回核准的返销粮,年初要到公社农技站购买农药化肥等,这些完全靠双腿来完成。其他经济没什么发展,我们知青插队到他们村,实际上是抢他们的口粮。金洋顶和湖里濑两个知青点是大队中相对口粮较多的村,才安排知青驻点。

  农活技术含量不高,主要拼体力,还要不怕脏不怕臭,吃苦耐劳。我在插队前一直在打短工,体力算不错的。我在种公司晒麦子时,曾经称过我挑上180斤,还要走在不到30公分宽的悬空的仓库跳板上。我第一次在垄田上挑秧苗,有的是前些天刚砌还未硬化的田埂,跟豆腐似的,只有脚掌宽,没走几步就滑到田里去,引来村民的阵阵嘲笑。平时空手都难以平衡田埂,更何况还要挑一担秧苗。插秧时,秧苗都要沾着大粪插到田里,根本无法考虑卫生问题,这就是农村生活,没办法讲究干农活最怕的是冬天下水田,冰凉刺骨全身发抖,再就是夏天下水田,脚上爬满吸血鬼水蛭。山区夏天还有一怕就是小黑虫和花蚊子叮咬,一咬一个包,奇痒难忍

 知青当时是最好用的廉价劳动力,无论哪一级都可以派工我们经常被公社或大队叫去护林偷砍木头的人一般都是晚上行动,我们拦截不只是吓走他们,而是要抓住他们,难度很大。因为他们手上都有刀斧之类,且体力都很好,山路又很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打着手电追了十几公里没抓到,第二天重走原路,发现原来有一段是悬崖峭壁,有十多米深,如是白天根本不敢从那过。1976年10月2日晚,我们抓了2名偷砍木头的人,3日关在公社武装部由我们看守。4日下午,公社派我和杨宝明从小沧押送回连江县城。一路上,我和宝明一手握着木棍,一手牵着绳索,一人押一个。经刘厝里到日溪走水路,时时提防,生怕他们跳船逃走。从日溪到福州是弯弯曲曲的山路,我们连续几晚没睡好,再一路颠簸晕车,到达福州车站时,其中有一人挣脱绑绳,车还没停稳,他就爬窗跳下,待我们从车门下车,他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只好把另一人重新五花大绑,跟绑死囚一样,生怕他跑走,并连夜把他带到鼓楼区看守所关押。第二天不敢就押送连江,而是在招待所休息,恢复体力,买好车票,6日才送达连江县城,交给县武装部,武装部的人了解后也没追究我们的责任。

 插队期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9月9日凌晨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我们金洋顶由于连日大雨,村民们极少外出,公社和大队也没人来村里传递息。11日天气有所好转,我们几个知青正好要到公社办事,走到公社礼堂时,发觉所有人都带着黑箍,广播里播着哀乐,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林义杰正在主持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和及其崇拜的伟人,是国家的顶梁柱,他的逝世是人民无法接受的,我们大家只觉天旋地转、头脑发蒙,担心宫廷政变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知社会即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知青的命运又会如何转变。于是,我们赶紧到知青办主任林香清那报到,也才有机会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会场里哭声一片,我们男知青也忍不住悲痛地流下眼泪会后,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走,急匆匆回村,把这个噩耗传达给金洋顶的村民,村民们也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感觉天要塌了。若不是山村偏僻落后,这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新闻,也不至于我们三天后才意外得知。如果我们没到公社,还不知要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沉浸在痛苦的气氛中,大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深深地缅怀着敬爱的领袖,是他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但是,日子还要过,生活还在继续,出工劳动的现状还一时不可改变。

 我在插队期间头尾年,真正在小沧境内生产生活只282天。其中参加农活大概只110多天而参加县乡美术宣传活动及抄抄写写等也有100多天,参加拦木头、修公路等有几十天,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虚度年华插队两年没养活自已,离开前欠生产队67.49元口粮款。当时,我1977年下半年的口粮是325斤、工分粮7斤和社会粮15斤,合计347斤谷子。其中,地瓜米折63斤、术米(糯米)39斤,实际稻谷245斤。上半年还剩余稻谷63斤,合计308斤。1978年2月28日离开村庄时,我留100斤稻谷议价卖给生产队,按30元计。挑208斤到公社粮站转粮食关系,每百斤按10元收购。

 插队期间,我们坚信上山下乡是短期的,国家政策是会改变的,并没有做长久打算。而村民也不认为我们是真心来农村务农、接受教育,而是来镀金的。因此,彼此之间,心知肚明,河水不犯井水,关系相对融洽。“文革”中上山下乡若有时限约定,则大家都有一个盼头,也好规划各自的人生。就因为没有时限,心里空虚,前途渺茫,大家只好顺其自然,得过且过。  

 四、喜怒哀乐,人生如梦

  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和贫乏,只能看到过期的报纸,有时就打牌下棋聊天,或唱歌吹口琴。只要听说公社或大队有放电影,我们一般都会不辞辛苦,摸黑去看。20岁左右的男青年正是荷尔蒙的旺盛期。一天,村花雷长妹路过我们知青楼,大家就把她拉进来嬉闹,杨宝明做了一个摸胸的假动作,吓得姑娘大惊失色,夺门而逃。平时,大家比较爱唱的是香港著名歌手邓丽君的歌(被称靡靡之音,也是禁歌),听着比较温柔抒情,能缓解沉闷的心情。还有就是印度歌曲《流浪者之歌》,它唱出了我们的无奈和伤感。

 “文革”中“极左”思想严重,除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京剧样板戏连环画等以外,大部分都是禁书。反动的、封资修的,包括数理化都不能公开看。文艺作品被严格控制,人们已经习惯于阅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当时,只要有描写谈情说爱的文学作品,都是低俗的、资产阶级的。《第二次握手》(原名《归来》)的手抄本是当时风靡一时的“非主流”民间出版流行小说。它是由湖南大围山插队知青张杨创作,它塑造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个试图走科学救国道路的科学家形象,描绘了一代科学家为了祖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讴歌了他们爱国主义的品德,表现了他们科学救国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中国人民的志气和中华民族不可侮辱的民族自尊。 苏冠兰与丁洁琼是科学救国的共同志向使他俩产生了爱情,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两次握手,但当时就被定性为黄色小说。一次,我回家看到邻居有这一本小说,如获至宝,赶紧借来给大家传阅,以满足知识青年的求知欲望和对文学、对科学的热爱。

 因为我们知青点不是一个家庭,大家要么都出工,要么都回县城,不能保证每天都有人在所以知青无法养鸡养猪种菜,最多种一些地瓜、黄豆。我们的菜和食品几乎都是从家里带主要是酱肉、咸菜头、虾米、海带、咸带鱼、萝卜干、炒花生、榨菜、豆腐乳等不易坏的食品另外,备些饼干及猪油炒面粉加白糖,作为平时的点心。“文革”期间,副食品匮乏,一切凭票定量供应,粮、油、鱼、肉、豆腐等都是限量。平时,知青们各吃各的,一段时间会到小沧采购一些青菜、瓜果、笋干等调换一下口味。当时油水少,劳动强度大,饭量大,以米就是拿来骗饭的,不可能讲究膳食营养。我们知青点算吴国栋身体最好,饭量也最大。有一次似乎在打赌,他一餐吃掉三大饭盒的稀饭,等于两三人的饭量

 知青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村里遇上谁家办喜事,只要带上自已的筷子和汤匙,包上2角钱的礼金,就可以上桌吃大餐了。一次,村民打到一头野猪,山区习惯,见者有份,无论是过路人,都可以参加分肉。猪头猪内脏归打猎者,其他人都有机会分到肉,象是过节。知青最喜欢吃的是术米炖红酒,加点糖和猪油更好吃,既解乏又耐饱。还有就是番鸭汤炖术米,奇香无比。一天,陈义金在山坑里抓到一只石洞(棘胸蛙),他表面冲洗一下,直接盖在饭盒里活活地蒸熟。据说,石洞的那泡尿营养价值很高(若杀死,这泡尿就被挤掉了)。知青点也偶尔搞点小聚餐,特别有客人来访时,就去买一头鸡鸭和香菇粉干等集体改善一下,费用AA制。每次回家返回知青点,大家都会把新带来的好食品拿出来分享。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平日家里带的食品差不多吃光了,也想家了。虽已半夜12点,突然有人提议连夜回家。于是,我们借着月光,抄近路,伴着一脚一脚地在山路中不知疲劳地快速奔走。直到凌晨6点,我们走到丹阳车站,等待第一班的汽车开往连江县城有时我们回家会预先砍一根竹子,破成竹篾,带回县城农贸市场销售,这样可贴补一些车费。  

  一天晚上,大家闲来无事,嘴上的馋虫又呱呱地叫了。当时,正是柚子的生长期,想起白天对面山坡树上结的大柚子,就想偷偷摘两个。由于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家都怕怕的。借着微弱的月光,大家摸到柚子树下,刚想上树,手就被树上的尖刺给扎一下。有一人“哎呦”响一声,引起一阵犬叫,匆忙中只摘了两个急急回来。待到宿舍关好门后,才迫不及待地打开柚子,外表看似很大,可里面的果肉只有鸡蛋大,根本不成熟,大家白折腾了一场。

  我们知青在村里若干偷鸡摸狗的事,根本瞒不过村民。谁家丢了鸡鸭,首先怀疑的就是知青。再说,杀鸡会叫,总要拔鸡毛,吐骨头,哪能瞒得过住在旁边的村民。在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期,我们哪敢得罪村民,我们的小命都还是握在他们的手中。因此,我们与村民的关系还是蛮不错的。个别知青也有干些其他违法的事,我刚插队没多久,就有其他知青点的人冒充我的名字,违规贩运木板去县城,水运到检查站被查,后来有人跟我说我才知道。

  有时知青也互相串门,一次我不在家,门锁着。知青就从我房间的天花板撬进去(本来就没钉很牢),睡在我床上,而没有撬我的锁。因为,1把锁当时要0.75元,需要3天劳动的工钱才够买。由于相同的知青命运,我们知青间的关系较为和谐,也算是战友,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平时出行一般也都是集体活动。

  山上的冬天寒冷刺骨,山顶特别风大难忍,村民们大都躲在室内,提着一个火笼烤火。我天一黑就躲在床上,冷的不行时,就双手各握一个口杯大小的竹节,用尽全身力气来抓它,一是锻炼手劲,二是全身发热抗寒,困了,累了,就睡着了。有时,睡前找出高度白酒喝上一两口,既解乏又可发热,迷糊中熬过漫漫长夜,期望能遇上一个好梦。

 五、抓住机遇,各奔西东

 1977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10月下旬,我还在福州参美术展览,突然听到一条好消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以前谁去参军、招工或上大学,都是按照名额分配,个人申请,大队推荐,公社决定,都得论资排辈,政治表现、与农民关系、劳动贡献等因素考虑,往往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但命运都是掌握在别人手上这次,只要想考,全面放开,平等竞争,命运由自已做主,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我们顾不上其他,放下所有事情,开始寻找学过的课本和参考练习,10月29日开始正式复习功课主要看语文和数理化。

  12月16日,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考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当天是语文政治,17日考数理化。其中,11月18-22日我还去宁德报考美术院校(属提前批考试)。在短短的40多天复习拼刺下,最后,我以266分的总成绩略高于录取线,成为全国录取4.9%中首批27.8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包括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中国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中优秀者提前报考,共有13届考生一起入学。特别是“老三届”(指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的考生,最大的已经30多岁(甚至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最小的只有15岁。由于恢复高考时间仓促,77级学生比正常招生推迟半年入学,也延迟半年到1982年1月毕业。夏天又有1978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为区别不同,自从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通常称“级”而不称“届”。恢复高考第一年,当时教材还来不及印,多数是手刻蜡版印刷的,但明显已步入正常的教育轨道,学生有书读了,国家已重视人才培养了。

  走进大学的门,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逆转,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穿草鞋与穿皮鞋的不同。更关键的是自已可以规划人生,融入社会,为国家建设效力离开金洋顶时,我们什么都不要了。我泡了一年多的蜈蚣酒也没带,陈义金种了很多很大的地瓜也不要了。

 这时的上山下乡政策已经停止,各地知青开始返城。我们知青点6人也各奔西东。最早离开的是吴本超,1977年12月去参军;1978年3月我来到福建林学院读书(77级);7月孙大升补员到县林业局;9月陈义金也考上省建筑技工学校(78级);年底吴国栋去参军;最后走的是杨宝明1980年10月才招工到同安县马港粮食加工厂。至此,40多年过去了,我们6人没有联系过,也从未谋面,各人过着各自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次编写知青回忆录,我逐个寻找联系他们,也许终生都不会见面。我们6人中杨宝明已经离世,现在想见也见不着了,另外2人至今也还没见着,其中1人也未联系上。

两年的知青生活,同当地农村或个人没有建立多少感情,也没有发生任何矛盾;个人没有得到什么收获,也没做出多少贡献。我唯一学到的技术就是破竹,做扁担,我自己做了3把竹扁担。主要技巧在于选竹(不能太老或太嫩,扁担中部下弯挑起省力)和做扁担弯头。插队期间,我们点的知青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留下牵肠挂肚的思念,非常平淡,只是见证了一场运动,经历了一段奇特的历史,就像在人生的道路上曾坐过一趟刻骨铭心的公交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离我们渐渐远去。现在,知青生活只在脑海中留下些许记忆。

  六、故地重游,思绪万千

       2008年 3月,作为离开金洋顶整整30年,我特意回村看了一下。很高兴看到原生产队的老队长雷善金依然身体很棒,但当年的村花雷长妹已满脸皱纹,畲族传统的妇女服饰及打扮已难得看见(只节日时装扮),而我们的知青楼也已被拆除。村庄的面貌没多大改变,只是房子增加了一些,村口到房前的小土路变成小水泥路,而金洋顶与通往外界的山路还坑坑洼洼,难以开小车。村里好像只有一栋是水泥墙,其他都还是土墙或少量砖墙,说明村民的生活还不富裕。由于山区野猪多,国家又不让打猎,农田大多荒废,特别金洋顶的农田在很远的山下,更是抛荒。除少量自留地外,林地上的林木全部列为生态林(因小沧乡是福州的二水源源头),禁止一切采伐。随着建筑业的脚手架材料变化,将原来的竹子改为铁管,毛竹的销量大大减少,经济效益明显下降。高山上蔬菜易受冻,也不易发展,村民吃菜还要外面买。因山高路远,电信宽带等架设成本高,维护更不易。以前装过电话也因雷电频繁,无法维护,只好放弃。按统计,村庄至今虽已发展到24户132人,但年轻人都外出谋生,入学儿童都已迁居城镇入学。目前,村庄已基本形成“空巢”村。就算现有小沧乡政府,虽保留学校编制,但已无生员,全乡没有一所学校在上课。今年“五一”,我邀吴本超、陈义金共3人再次到访金洋顶,有变化的只是小车可以直接进村了,村里建了几个健身器材和一个篮球架,但原来住10户的主建筑老宅因破旧而不再住人了。

 作为一场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8年大规模开始,到1979年大返城结束,历时十余年,全国直接或间接牵涉的人数大约四亿人。我的高中同学,大都有过如此经历。有的经不住考验和挫折,采取了消极的躲避方式。同是我的高中同学,在丹阳公社朱山大队13生产队插队的陈忠,思想单纯,性格耿直,1975年3月就因多种因素,一时想不开,上吊死于知青点。而勇敢面对人生的林建康同学,在艰苦的环境中,与同在小沧公社樟后大队知青点的女知青卢载菁(也是我同学的姐姐)同甘共苦,互相关爱,从友情逐渐发展成爱情,1982年元月瓜熟蒂落,喜结良缘,林建康1977年也是高考第一批考上了福建邮电学校。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我们这代人从呱呱落地起,便注定演绎终生悲情故事,有些就像民间的一首民谣中所描述的那样:长身体的时候——挨饿,学知识的时候——停课,就业的时候——插队,结婚的时候——独生,养家的时候——下岗,买房的时候——涨价,有钱炒股的时候——股灾,老了的时候——空巢,这代人经历的苦难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也正是有了这段上山下乡的经历,让这批有着“知青”这一共同名字的一代人,成为了中国最有担当、最能吃苦耐劳、最有奉献精神和最心胸宽广的一代,也是世上最不寻常、最折腾和最乐观的一代人。

 当年青春年少的知青现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上山下乡是当年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每谈到“知青”都有着特殊的感情。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但偏僻农村的面貌很多还没改变,贫困山区如何发展致富、城乡差别如何缩小改变?值得我们大家研究探讨。

假如,我们至今还在金洋顶插队,那又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二〇一六年六月 

孙开铭:忆连江县偏僻知青点的知青生活 - 知青 -

    同班知青:后排右1陈义金,右4陈忠,左3孙开铭,倒数二排右4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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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下乡初期,福州在五一广场召开盛大规模的知青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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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月历9、10月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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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月历9、10月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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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沧公社记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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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连江县三级扩干会小沧公社代表(右1为时任党委书记的林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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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孙开铭上学前与雷财栓、雷善金在县展览馆前合影

(右1孙开铭,右2队长雷善金,右3公社团委书记雷财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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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别后首次回到金洋顶,感觉30年无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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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孙开铭(左2)与老队长雷善金(左1)及雷长妹夫妇合影于金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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