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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基:伴侣  

2016-12-14 21:00:45|  分类: 历史印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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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基

 

人人都有伴侣。能够一起相伴到古稀之年的也很多,而我的伴侣却能和我风雨同舟四十七年如一日,也许不多见。

我们都是下放知青,学历都不高,初中一年级未读完就辍学了。我们双方的家境都很贫穷,算得上是门当户对。我们都是高邮人,家住界首镇。所不同的是,我从10岁就随父母去了上海。1958年,我才18岁就从上海下放到湖北省蕲春县国营八里湖农场。她于1964年,19岁时下放在本乡镇的新民大队。相对而言,湖北离上海较远,每年探亲假坐大轮船要三天时间才能到家。而当时八里湖农场虰螺密布,杂草丛生,是一片刚开垦的荒湖。而她离家很近,还不到8公里,上午步行就可以回到家中吃午饭。

1968年上半年,通过本镇一位姓唐的热心人介绍,我从上海来到第一故乡界首和她相见,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老实本分,个儿不高,相貌一般,话语不多。她当年23岁,我比她大5岁,她下面有两个弟弟,我下面也有两个兄弟,但比她多了三个妹妹。我们相见两天后,我就返回农场了。初次见面,双方都还满意,我的终身大事就算定下来了。当时我仅仅骑自行车带她去了一趟高邮县城,给她买了一双布鞋,后来我在农场给她寄过一斤多红毛线,没有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从定亲到结婚,我和我家就给她这么多。她的父母从没计较过,她本人也从未怨恨过,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家的爱情观。她家虽然穷困,但她父母曾为我俩办过一桌婚宴,另外曾给我一只金戒指,这是我俩结婚时唯一的礼品。

1968年,文革的乌云笼罩全国大地,上海的灾难更为严重,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跳江。我父亲当年在杨浦区废品物资公司任统计,因为解放前曾有过一点历史污点,被单位造反派抓住不放,反复批斗。后被逼无奈,于1968年8月2号抛下妻儿在吴淞口投江而亡,当年他才48岁。因父亲生前曾与我谈过多次,他走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以免妻儿看了害怕。正因为这样,单位到处张贴通缉令,布告一直张贴到我们老家界首镇。界首镇不大,我女友家姓郭,她们家很快就知道了我父亲被通缉的消息,此时,曾热心介绍我们婚事的唐三爷也亲自来到郭家,主动向郭家说明我家出了事,劝说他们家不要谈这门婚事为好。她父母非常忠厚老实,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最后随女儿定夺。我的女友叫郭文珍,她当时的心情既为我难过,更多的是为我今后的前途而担忧。她当时在新民大队当民办教师,因文革而停课歇在家里。在认识我之前,曾有人为她介绍过一名部队干部,可她父亲认为当兵的不能谈,担忧将来会打仗。接着就遇到了我,她父母都认为我老实,就同意了。可眼下又碰到了我父亲出了问题,他们是陷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最后把谈与不谈的决定权交给了女儿。

当时我家的情况很不好,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即“惨”。我父亲走了,屋梁坍塌了,灭顶之灾降临到一个普通百姓的头上,谁能承受得了?家中断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母亲整天以泪洗面,亲朋好友也不再登门了。当时我的大妹王洪英刚到上海纺织厂工作,而我又远在湖北农场,工资很低,家中的生活仅靠我大妹的微薄工资和她厂里每月20元的救济,除此之外,就是居委会照顾我母亲拆纱(即汗衫边角料),每拆一斤纱为陆角伍分。

眼看我在上海的假期就要到了,我必须返回农场,此时此景,我怎能忍心丢下母亲和五个弟妹呢?无奈之下,我想起了我的女友郭文珍,当天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能来上海接替我安抚我母亲的工作。她收到我的来信后,第二天就单身一人第一次乘船来到上海,来到我的寒舍。当时我家住的是父亲亲手搭建的茅草房。下面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弟妹,她没有嫌弃我家饥寒交迫的生活状况,坦然地面对现实。我走后,她留在上海和我母亲及弟妹们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才返回她乡。

1969年,我当时在农场良种队食堂当事务长,每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生活极其单调枯燥,难免时常思念远在故乡的女友。后来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来场。没想到她竟然真的来了。我从黄石市大船码头把她接回农场。她当时就带了一床大被子,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当时农场虽然已建场11个年头了,但生活环境和条件仍然比较艰苦,每天吃的不是冬瓜就是南瓜,一个月也难会到一次荤菜,三餐都是糙米饭,住的是小矮平房,站在门口伸手就可以把鞋子放到屋上去晒。她刚来场的那几个月里,每天都要和当地农民下地干活,一度情绪低落,有一次她眼睛生病,又红又肿,我急得不得了,劝她到医院去看,可她就是不肯去,她悲观地说:“不需要看,还怕锄头柄看不见吗?”我当时又急又气,随手将家中唯一的一把小竹椅拿出门外,对准门口的一棵老榆树狠狠地砸下去,顿时,无辜的小竹椅散了架,我还对他吼了一句:“你知道眼睛有多重要,难道你就会一辈子拿锄头吗?!”她见我如此在乎她,也就乖乖地随我去了医院。

我暗想,她原来在家乡教过民办,当时我们生产队刚刚兴办民办小学,只有一名教师。晚上我就找这位教师兼校长的张国良谈,他表示同意,但需要上级文教站站长同意,而后我又找姓陈的站长谈,很顺利,他也同意了。就这样,她便在良种大队当上了民办教师,这一当,就是11年。遗憾的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她始终未能转正。

1970年上半年,我请了20天婚假,在大队开了一张结婚证明,我对湖北当地人说,我带她到上海结婚,到了上海我对母亲说,我们在湖北结过婚了。而后我们从上海来到老家界首,我又对她父母说,我们在上海结过婚了。就这样,我们成为正式夫妻了,也就是旅游结婚吧。在别人看来,这也是顺理成章,可在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总觉得亏欠妻子的太多太多。

1970年底,我们有了大女儿,为了寄托我对父亲的哀思,我给她起名江云,过了两年,我们又有了二女儿,起名江霞。大概是1974年,场领导把我调到半边山八里高中当事务长,管理教师和学生两个食堂的工作。八里高中离家有8里路,只能每星期回去一次。我在八里高中工作期间,还养了几十头猪,我对工作积极负责,教师和学生都很满意。我下面的几个炊事员都先后转正了,而我因父亲的问题,蕲春县教育局一直不批。直到1978年,我到上海为父亲平了反,原以为上面的领导会批准我转正了,结果仍然无果,也许上面的领导不知道我父亲平反的事。

当年农场党委书记周歧伟亲自来到八里高中为我转正的事,要求高中领导打电话到县教育局,结果该局官僚领导仍然没有同意。随后,场领导把我调回总场小学任民办教师。这一年,我们又添了个儿子,起名江明。为了照顾三个孩子,我要求调回良种小学与爱人同在一所小学。

湖北的天气雨水较多,夏天很热,蚊子既多又大,我们家没有蚊帐,全家五口人挤睡在一张床上。我白天既要忙教学,又要忙家务,晚上既要忙备课,又要为几个孩子驱赶可恶的蚊虫。如碰到雨水不断的天气,晚上还要为儿子在煤炉子上烘尿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艰苦生活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偶尔遇到总场大礼堂放电影,全家人就像过年般开心,我们早早吃过晚饭,带着三个孩子,老三骑在我的脖子上,老二牵着她妈妈的手,老大最后跟着走。那时的路仍是土路,看一场电影来回要步行4华里,途中要经过一根较粗的独木桥,看完电影回来时,要打手电筒,此时生产队的狗四处乱叫,几个孩子的心理难免都有点怕,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

此时,我在农场已生活了22个年头,我妻子也随我生活了11个年头,说实话,在前途渺茫无望的情况下,我妻子想到了家,她含泪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在农场的真实情况,想叫兄弟为她搞到知青证明,然后可以农转非,再将户口迁回老家。

她父母和兄弟看到此信后,心里既着急又难过。她父母跑到派出所所长家里哭诉了好几回,终于感动了所长夫妇。但要求是,迁户口回来可以,但必须是非农业户口。这下难了,要想迁回户口,首先必须办理农转非。我妻子原是下放知青,她的大兄弟为了能把姐姐的户口迁回江苏,首先必须搞到她当年下放的知青证明,不知跑了多少趟,最后终于找到了他姐当年下放的材料,她兄弟怕从邮局寄不安全,特地亲自本人将知青证明送到了我们手中。凭此证明,我们找到蕲春县知青办游主任,结果终于将我妻和三个孩子的户口全部农转非,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办好了她母子四人迁回江苏老家的手续。

1980年年底,天气特别寒冷,清晨5分多钟,大队派了一辆带车厢的拖拉机,另派了一个送行人员,将我们简单行李搬上车,大队特派我全程陪送。临走时,良种大队小学的俩位校长和大队李书记前来送行,拖拉机开动了,车后响起了短暂的鞭炮声,我和爱人带着三个孩子挤坐在拖拉机驾驶室内,他们就从此离开了八里湖农场。沿途经过小船转大船,而后大船又转小船,直到第三天夜晚,镇江开往淮阴的小轮船终于停靠在家乡界首镇的船码头。

我爱人是顶替父职将户口迁回来的,当时她父亲身体健康,又不到退休年龄,无法办理顶替手续,后经他大兄弟多次奔波努力,时隔半年多才将姐的顶替手续办妥,她终于有单位上班了,安排在他父亲工作的界首饭店烧火,伙夫也是要人干的,几年来的工作不断有所变动,最后她做上了饭店收款会计,直至退休。

我把妻儿送回来的第三天就返回农场了,因为我当时仍属农村户口,所以不能跟随他们一起回来。就这样,我们两地分居了半年之久。

1981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农场部分教师培训班,我被指定为班长,半年培训结束后,文教站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暑假后到另一所小学去当校长。我利用假期回到家乡看望妻儿。因当时她顶替手续尚未办妥,四个人和她父母吃住一起,他们家的住房是公产,仅有二十几个平方,给她们家的压力太大,经过反复而又痛苦的思考后,我放弃了回农场当校长的念头,决定留在妻子的身边,和她共度难关。全家是团聚了,但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压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一边忙租房子,一边忙找小生意做。为了生活,她每天半夜起来和几个老太婆去炸油条,我买了辆自行车,每天批棒冰下乡串村卖,我后来又改行卖水果、卖蔬菜、卖鱼,特别是卖鱼的行当干的时间最长,也最辛苦。每天夜里三、四点钟起床,到大运河西边的西湖渔船上贩鱼,贩到百十斤鱼后,再从河西过渡船,然后再乘车去淮安或高邮和宝应县城去卖,经常要到下午2点多回来吃午饭。有时我爱人也帮我到河西湖里去挑鱼,有时要挑五、六华里才能上渡船。尝过重担压在肩上的酸疼之苦,才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我的户口是到1988年才迁回来的。当时工作无着落,就写了封信给当时的高邮县委书记周志安同志,多亏他的同情,把我安排在县果林场工作。

算起来,我一生吃的苦头和磨难真是太多太多,但我感到很幸运,我的伴侣和我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没有悔过,没有叫过屈,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最艰苦的时期,每年春节在门联上的横批写的是:同甘共苦,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态。

我如今已76岁,年轻时就爱好拉二胡,如今每天在家拉拉《病中吟》和《良宵》等曲自娱自乐。她今年71岁,平时爱看古诗词,爱看唐宋散文。我们都爱看书、看电视。

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三个孩子。我们的大女儿的女儿已大学毕业,目前正在家中复习,准备考研;二女儿的儿子正在上海读大二;我儿子的女儿正在高邮重点初中读初二。他们三家现都住在高邮,也都有房有车,生活算得上美满。三个子女对我们都很孝敬。

我们此生虽然坎坷,但一生平平安安,虽谈不上相敬如宾,但算得上关爱有加。回想我这一生,最大的收获和满足就是感谢苍天赐给我一个好伴侣,是她始终不嫌弃我的贫穷,是她一辈子无私奉献的精神陪伴我到如今,我感到很满足、很幸福。今写下此短文,但愿能给子孙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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