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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杂志记录、反映着各地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日志

 
 

我曾三次“被替代”  

2015-11-27 21:42:19|  分类: 历史印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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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霁云

       

       1968年,19岁的我从江苏如皋中学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锣鼓把我敲到了如皋县何庄公社,开启了我插队8年的知青岁月。在这期间,我曾经三次被他人替代,每一次的被替代,都折射出“文革” 年代的荒谬和怪异。

第一次“被替代”,“半脱产通讯报道员”我有实无名

       我插队不久,大队党支部张书记叫我帮他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报告,他在社员大会上照本宣科时,正好公社党委苏人杰书记来视察,他在台下听了个全场。会后他问报告谁写的,张书记如实回说是个知青小朱写的。

       此后的一天,大队来人说,广播里公社通知我到戴庄公社开个会。从我插队的地方到戴庄有20多华里,我打好被卷,跳上队里派的一个社员的骑自行车绝尘而去。原来是县通讯组到城西区来开的通讯报道会议,5 个公社,每个公社一个代表。我才知道从上到下通讯报道已然成了政治任务,风头正劲。两天的会议之后,我被公社借去搞通讯报道 。

       有一次,县广播站正在播一个公社的新闻,公社书记说,不晓得我们何庄什么时候能上广播呢。闻听此言,我脸上一阵发烫。从此,我不再吃在学校作文好的老本,我一边加倍看报纸听广播,琢磨写作知识,一边没日没夜往队里跑,收集写稿素材。全公社17个大队 179个生产队我都跑遍了。新闻、小故事、通讯、散文、随笔、杂文我都玩到了。不久,何庄的消息,几乎每周县广播站有广播,每月南通《新江海报》有见报,每季度《新华日报》、江苏广播电台有报道。那时候,大批特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仅没有一分钱稿费,连作者的名也不好署,我所有的用稿全部是“何庄公社通讯组”。1969年8月5日,我撰写的何庄《发动群众,同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刊登,同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何庄不仅通讯报道工作在县里叫得响了,随着报道的宣扬,好多工作在全县都有了名气,县里经常在何庄召开各种现场会。

       1970年初,县里决定每个公社定编一个半脱产通讯报道员,由公社财政每月补贴14元,等于是半个公社干部了。进编要过两个关,一是工作成绩关,二是政治审查关,第一关没话说,在城西区,在全县“土记者”里我都小有名气,第二关我没底气了。公社韩政工找我谈话,我如实“招供”:我妈妈是夏堡季家大地主的女儿,季恺的妹妹(季恺,李大钊的学生,为红十四军和新四军东进提供抢支,陈毅推荐首任如西县县长,解放后任无锡市城建局局长,文革中是无锡第一批揪出来的“走资派”)。我爸爸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是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关在陆家庄农场审查历史问题。韩政工叹了口气,没有下言了。后经公社党委讨论,挑选出身贫农,在公社搞“阶级敌人”材料的回乡知青陈某某,作为半脱产通讯报道员正式报县定了编。其实,他此前此后一篇稿子也没写过。

       我不仅照常起早带晚写稿,还为公社党委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讲话、党课教材、经验介绍。1970年9月29日,县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对敌斗争万人大会,并用广播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我一边在刷拥护的大标语,一边在听广播里县军管会朱某某宣读判决书,突然听到宣读“特务某某某”我爸爸的名字,起初我还以为是别人名字读音相近,再听听,住址、工作单位都是我爸的,一下子,如五雷轰顶,把我打懵了 ...... 那边大会还没结束,我就回到公社宿舍,把铺盖捆好,把书本扎好,找到公社苏书记,“坦白”了我爸的事情,主动说我不适合在公社了,我回生产队去。苏书记说:“我还和你爸同过事,谁知道他还是潜伏特务,埋得好深!等公社党委研究了再说。”公社想留我写东西,但也不敢做这个主,后来还专门请示城西区委书记,答复说,重在表现,还留在公社吧。就这样,我以“特务”子女的身份,为公社党委搞通讯报道,写各类材料,一直到我 8年后离开农村。

       我在农村搞通讯报道 8年,一直到后来,到现在,凡是认识我的,都以为我曾经是进过编的 公社半脱产通讯报道员。其实,我一天也没有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过。公社上报的材料,县里批准的文件,财政发补贴的抄表,名单都是陈某某,我是“被替代”的,干其事有其果,无正式名份,是个“有实无名”的半脱产通讯报道员。

第二次“被替代”,我虽“积极”,但与“积极分子”无缘

       插队期间,我除了做通讯报道工作,还经常到落户的生产队做些农活,我挑河泥磨破了肩膀 ,肩膀溃疡发炎,衣服粘住脱不下来,输了7天7夜青霉素。社员们见我能写写弄弄,做活儿还不偷懒,和我处得很好,我的口粮在队里分,社员从不因为我不正常在队里而有怨言。我还直接做了一些和知青有关的事。好多大队的干部群众对知青既关爱倍至,又教育管理,我专门到各大队采访、总结,公社分管的干部在全公社传扬,大家争相把知青工作做得更好,干部高兴,知青满意。有关的总结材料在县委和南通地委刊物登载,还在《新华日报》发表。如皋县的第一次知青工作现场会就是在何庄召开的。此后,我县每年都要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我每次都被县里借来搞经验总结,写大会报告。因为我的表现,经公社向区委请示同意,还破例让我加入了共青团。

       不久,南通地区和南通市联合召开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和南通插队到我县林梓公社的知青张君(后任南通农药厂长),被借去南通搞大会材料。我临走之前,公社的分管知青工作的刘主任对我说,只要我们公社有一个积极分子的名额,就是你。我自己也掂量,在知青里我还有点名望,算得上积极的,给个“积极分子”并不过分。

       我在南通埋头搞会议的交流材料,写大会给全体知青的倡议书,还起草南通地区、南通市革委会给知青的慰问信,但是,直到会议开始前也没有听到我是知青积极分子的消息。会前,知青代表先由各县、区用大客车欢送到南通, 全部在南通市一中集中整队,如英雄般胸佩大红花,手挥语录本,步行数里路到招待所,沿途接受工农兵的夹道欢迎,享受漫天的红旗锣鼓。我本来是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成了路旁的看客。在如皋的队伍里,我看到了何庄的知青 。我才知道,我又一次“被替代”了。

       后来我听说,下达给何庄公社一个名额,贫下中农代表讨论时认为,不能光表现好,还要“根子红”,全公社几百个知青,总不能弄个“特务”子女做代表吧。如此这般,把我刷下,以 “革命干部”子女某某取而代之。那时候,弄个南通市级的积极分子,倒不仅仅是个荣誉 ,直接关系到今后的当兵、招工、上学、进城。那以后不久,某某顺利当了兵,我直到8年后才最后一批随大流回了城。

第三次“被替代”,砸碎了我的“大学梦”

       1973年开始从知青中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年头政治挂帅,出身首要。我爸爸被县军管会宣布为“特务”后,被清除出干部队伍,只身被送到加力公社谢埪大队当农民;我妈妈因为是大地主子女(如皋阶级教育展览馆第一馆就是她家的泥塑),早就没了工作,居委会的干部成天逼她下乡,不让在城里“吃闲饭”。我出身这样的家庭,早就被“打入另册”, 逢年过节我都尽量少回家,因为城里一有所谓“反动标语”,首先就查我们这种出身的。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凭着自己在中学的成绩,凭着自己在农村的表现,还存有一丝大学梦,但是,第一年贫下中农没有推荐我,大队、公社没有讨论我,心里酸楚一阵也就过去了。

       我背负着出身的包袱,不想那无望的前途,自觉不自觉地不停看各种书 ,书看完了就读《汉语词典》,读《成语词典》(我就是那时学会了查阅《四角号码词典》),复习中学的知识,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就这样,淡忘那些不想记忆的东西,麻木那些不该存有得奢望。我在中央级、省级报纸、杂志发表的东西渐渐多了,我感慨写短文章的杂文《短些,精粹些》,被《光明日报》登载,还被南京、内蒙古和扬州师范学院编入中文系的课外读物。我还经常被请去给高中生讲语文,讲写作。县和南通也常常借我去为各种样的大会起草典型介绍、报告材料。

       这些引起了县里和南通的关注。在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第二年,南通招生部门专门下达了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给如皋,准备让我通过这个途径招进大学。这样,我重新做起了大学梦,重新把高中的所有课程过了堂。大队、公社以这个名额推荐,让我参加县里以区为单位的考试, 来我们城西区的主考和监考是如皋师范的许老师,城西区文教辅导员邵老师。考的作文题是《下乡纪事》,我一边写,二位老师在旁边一边看,我写好了,他们也看完了,我交了卷,他们不约而同向我竖起大拇指。接着,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各科目均“正常”。

       考试、体检过了关,最关键的是有了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名额(只要能读大学,就是顶个“不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我也认了),我怀着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心情,翘首等待录取通知书。然而,一等再等,终如泥牛入海,直到我们公社推荐的知青都卷了铺盖到学校去了,我终于绝望了。但我不得其解。

       直到半年以后,我才从县里负责招生的人那里,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在最后的政审时,把我对号入座落实政策,查对我是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分子”的子女,而1970 年县军管会对我父亲的宣判是:定“特务”不戴帽子。也就是说,我爸是“特务”,而不是“特务分子”;我是“特务子女”,而不是“特务分子子女”,我不能享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待遇。再后来,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由一个地主子女的知青替代。我是阳间不容,阴间不收,不可以上天,又不能入地的“子女”!我被彻底剥夺了学校读书的权利,我的大学梦彻底化为粉齑!我本是个“乐天派”,下乡后的各种遭遇我都没沮丧过,如中老师徐尔昌曾题字赠我“乐以忘忧”,而此时,我诉已无言 ,悲已无泪,只有在深夜的被子里,蒙头哽咽,吞饮苦涩......

       文革结束,我才最后一批从农村回城安排工作;三中全会以后,我父亲平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调入县机关工作并成为党员;改革开放以后,我以如皋第一名、南通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国家干部,进入县(市)委办公室工作,直至在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的岗位上告老回家。我切实地感受到,个人的境遇、前途,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没有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何谈个人的理想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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