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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杂志记录、反映着各地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日志

 
 

回眸昆明市官渡区知青扎根派  

2014-03-09 12:29:21|  分类: 朝花惜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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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土


        伴随着上山下乡的扎根热潮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然而最近我却看到一则新闻:承受过牢狱之灾的“中国烟王”储时健,以75岁的高龄扎根到新平县农村,向朋友借了二百多万元种橙子。十年过去了,85岁的储时健为之合作的两百多户当地果农每家都盖起了一栋小楼,很多果农年收入超过十万,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老储培育的优良水果—“储橙”享誉中国,畅销海外。通过扎根农村,跌入谷底的老储奇迹般地又站起来。这位老扎根派的故事让我联想起30多年前的立志改变农村面貌的年轻的知青扎根派。时代大潮,潮涨潮落,可以让许多发亮的名字失去了光泽,也可以让失去光泽的名字重新发亮。知青的名字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那个时代。上山下乡伊始,许多普通的名字涂上了一层金粉,就像上山下乡结束,也让许多发亮的名字失去光泽一样。当年闻名遐迩的昆明市官渡区13名知青扎根派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组建知青参观团

          一九七六年初,为了学习株洲经验,做好知青工作,官渡区决定组建知青参观团,前往株洲、小靳庄、许昌等地参观学习,参观团由知识青年,知青带队干部、贫下中农和动员单位四方代表组成,区委副书记为参观团团长。知青代表是由各公社推荐的,按每公社一至二名确定,但由于事先明文规定他们的400元费用由动员单位支付因此也招来不少麻烦,小哨公社推荐的一个女知青在临行前哭着找到区知青办,说她所在的动员单位省体委不同意支付这笔参观费,为此事,区知青办还专门指定我和昆明军区话剧团的带队干部李文英去省体委联系,但他们坚持不付,在这种情况下小哨公社便成了全区唯一没有派知青参观学习的公社,他们的名额被我要到了板桥公社,给了铁路局的知青。整个参观团有13名知青代表,他们是双龙公社的阮丽琼、云溪公社的杨雪梅、龙泉公社的杨谦和孙晓明、福海公社的陈问京、前卫公社的唐丽君、大板桥公社的杨丽才和范培玉、双哨公社的梁玉英、阿拉公社的胡志明、矣六公社的赵欣、金马公社的樊金平、小河公社的李建平,这就是后来官渡区有名的13个扎根派。除小哨公社的知青代表苦于动员单位不支付差旅费没有去成外,原定的金马公社金马大队的大队长也未能如愿,他未能参加的原因纯属意外:这位从未出过远门的老实巴脚的农民,当听到区上让他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消息后欢喜若狂,逢人便讲:“我活了快五十岁了,还没有出过云南,如今总算可以到外面增长见识了。”这些话在区上集中时,不知他说了多少遍。可万万没想到,就在临出发那天的凌晨他突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头天晚上准备东西时还有说有笑。参观团的成员对他的死都很惋惜。

                                                               “扎根派”的形成

            参观团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返回郑州,准备回昆明。由于联系团体加挂卧铺车,需在郑州等候一个星期。参观团决定利用这段时间让知青写决心书,实际上是让知青表明对扎根农村的态度,知青的态度又直接关系到这次参观团的收获。

        尽管参观团的知青们的情绪很高昂,人人都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对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提法是坚持慎重态度的。在参观结束时的13名知青相互间的临别赠言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字眼,虽然他们和五六十年代的下乡知青一样,同为知青,但是思想基础却不一样,前者是真正的自愿,主动放弃了上学、招工的机会,后者则是“被自愿”,是上学、招工一律由工农兵选拔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决心书初稿上都回避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问题,最响亮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这个口号是提得很有分寸的,它既不同于以往的“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又与现在的“扎根农村一辈子”有别,第一句它顺应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扎根农村这难以回避的问题,但又没有确定扎根的时间,这样就为今后离开农村留有余地,后一句话既体现了知青对党和组织的态度,又可以为将来调离农村留有余地,可谓用心良苦。这样的口号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参观团团长把知青的一份份决心书与当时报纸上登的先进知青标兵的决心书相比,觉得还有差距。于是,按照他的要求 ,由一名知青执笔,一份“扎根农村六十年,铁心务农一辈子”的决心书写出来了,并让十三名知青签名。当时,在场的多数知青尽管思想还没有达到如此高度,但出于传统的从众心理,也为了不遭到别人的非议和冷眼,就违心地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后来发到全区每个知青手中的十三名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书的由来。签了决心书后,有的知青非常苦恼,不知回去后怎么向自己的父母交代,有的则后悔不该参加这次参观团,事过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有一个男知青对我说,当时为表决心的事很纠结,一晚上没睡觉。还有一个女知青把决心书带回家,父母亲生气得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一切外人并不知道。从此,十三名知识青年的头上被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成为官渡区乃至整个昆明市无人不晓的扎根派,其中有一人还成为昆明市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有三名成为官渡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同时,随着当时的舆论宣传,又有很多的知青在他们的感召下,自愿或不自愿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行动也得到社会更多人的赞誉,事到如今,得到如此殊遇的十三名知青也只能顺水推舟了。一时间,官渡区各个知青都留下了他们传播先进经验的足迹,伴随着他们的是阵阵掌声,可很少有人知道以上内幕和他们的苦衷。

                                                              扎根派的壮大

          经过46天的参观学习,五月二十五日参观团才回到昆明。

         参观团向区委汇报后,区委决定于六月十五日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公社、大队和动员单位负责人及各知青户户长。

         毛主席于这年二月对知青工作又有了新的指示,他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工作,然后开个会给予解决。”根据这一指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向全国各地派出了若干调查组,收集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

          奔赴云南的调查组来到官渡区,利用官渡区的知青工作会议之时召开了由带队干部、社队干部、知青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这次知青工作会议主旋律是弘扬扎根农村精神,整个会议在宣读十三名知青的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书时形成高潮,决心书宣读的第二天,金马公社的团委书记小熊和小哨公社的知青户长小杨先后登上讲台宣布自己是官渡区第十四名、第十五名扎根派,他们的行动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这次会议不久,扎根派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不少知青加入了这个行列,古老的多米诺骨牌在小小的官渡区招待所倒了一大片。他们的壮举,如同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大潮中的溅起的浪花,客观上对当时的知青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扎根派”的瓦解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知青随着招工、招生、参军而离开农村,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上山下乡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农村到城市,从历届毕业生到应届毕业生都踊跃报名参加高考,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求知欲望如洪流不可阻挡,出现了父与子、师与生、兄与弟、姐与妹同赴高考的奇异现象。在各知青户,高考复习提纲成了热门货,知青们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趋于现实,扎根派受到了社会的冷遇,他们不再是时代的骄子,命运仿佛是在有意无意地作弄着他们,离他们立下的“扎根农村六十年”的誓言不到半年,形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时代推到高峰的弄潮儿一夜之间滑到了最低谷,有的还被责令写检查。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于是,基础本来不牢的“扎根派”开始瓦解,他们在“走”与“留”的问题上选择了“走”——最体面的是应征入伍,此举在当时,无论是抱着昨天观念的人,还是坚持今天主张的人都无可挑剔,你说我不遵守当初扎根农村的诺言吧,但我可以告诉你参军是每一个公民(当然也包括扎根派)的义务,我响应党的号召,这与扎根并不矛盾,再说参军复原或许我还回来,理由正当。十三名知青中的福海公社的小陈、矣六公社的小赵就是通过参军而离开农村的。接着又有两位女知青匆匆地坐上了装满免考的七六年“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扬长而去。更多的则是通过招工、招生的途径离开了农村,去了技校和工厂。应当指出的是,最晚离开农村的不是十三名最早提出扎根的成员,却是在十三名知青影响下姗姗来迟的后起之秀——自愿要求当官渡区的第十四名和第十五名扎根派的金马公社的团委书记小熊和小哨公社的知青专职干部小杨(按现在的说法他们已经是拿着国家工资的公务员了),小熊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帅小伙,他爱好体育,喜欢篮球和足球项目,是金马公社的篮球队主力队员,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为人厚道,话不多,干起农活来却是“拼命三郎”,深得当地的农民和干部喜欢,1978年已列为后备干部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现在是云南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小杨这位才貌出众、能歌善舞、性格开朗的白族姑娘可谓后来者居上,在十三名知青离开农村之时,正是她被留在小哨公社工作之际。以后她在农村默默地度过了三个春秋,面壁两年,排除各种干扰,于一九七九年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当过老师、场记、助理导演,又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成为该院导演系的教授。当时,对于“扎根派”的离去在社会上议论纷纷,不少人指责他们是“假革命”、“投机分子”、“捞政治资本”、“说假话”,总之错在不应该违背当时的誓言离开农村,在我看来这些评论和指责未免失之公正。使我想起了封建卫道士对寡妇改嫁的谴责和对节妇殉夫的褒奖,一骂一捧,都是对人性的扼杀,其目的无非是让妇女们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殉葬品。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以来,如火如荼的乡下青年进城潮汹涌澎湃了30余年而势头未减,在网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杀马特”,他们还有自己的歌曲:“我是城郊之花,跌落石缝发芽。失去土壤别怕,倒挂城市悬崖。”他们和当年知识青年的返城潮一样,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强大无比的推手,这就是城乡之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巨大差别。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苛求我们的知识青年非要留在农村,对于从那个时代一同走过来的人们来说,应该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年的誓言是那个历史背景下的选择,至于他们的走与留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后来对他们的追踪我们发现,这13名知青离开农村后或从政、或经商、或做工、或学医,有的事业有成、有的默默无闻,但都平平安安,可以说都是社会上各个层面有用的人才。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过去的辉煌在时间的冲刷下早已化为淡淡的记忆,如今回忆起扎根派的历史,事隔30多年,我的心里依然涛声依旧。我在想,如果他们当初不走,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会像老扎根派“中国烟王”老储一样,惠及乡里乡亲,在农村干一翻事业,也许像小扎根派丁绍祥一样,进入省、市、区领导班子,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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